发改委调查触及核心商业模式 高通反垄断痛点

摘要：就高通本身而言，发改这是委调一场输不起的官司，除可能面临10亿美元的查触罚款外，真正的及核风险是发改委可能会迫使高通降低手机专利费用。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历时一年多的心商高通反垄断案至今未公布处罚结果，博弈仍在继续。业模　    《华夏时报》记者1月27日14时左右在北京朝阳区嘉里中心北楼26层原高通中国总部看到，式高整个楼层所有办公用品已全部清空，通反痛点只有电梯墙上还残留着高通的垄断英文公司名。目前，发改这里已开始重新装修，委调新的查触租客也已确定。    “高通搬到哪儿去了，及核我们并不知道。心商”嘉里中心楼盘市场部负责人向记者证实。业模    “真正让高通坐立不安的是，发改委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触及了它的核心商业模式。”北京律协竞争与反垄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魏士廪告诉本报记者，真正的风险是迫使高通降低高昂的手机专利费用，从而使高通可能面临来自全球市场的跟风压力。危局仍未了    针对外媒“高通不打算缴罚款，拟抗辩中方垄断指控”的消息，国家发改委人士回应《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    “发改委最终拿出的处罚方案，肯定是高通能够接受的，否则高通可能走诉讼程序。”1月29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反垄断法博士、中国欧盟商会法律和竞争工作组副主席周照峰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发改委原本1月公布对高通垄断案处罚决定，现在看来要延期了。    据周照峰分析称，主要是发改委和高通还在就具体处罚细节进行沟通，包括罚款数额和高通的承诺条件等，“毕竟作为一个年轻且渴望树立威望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发改委肯定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处罚决定，被遭受处罚的企业提交到法院进行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    不巧的是，美国和欧盟也正在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发改委的处罚结果，无疑会对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调查起到导向性作用。”周照峰表示，“高通案的难点在于具体处罚细节上，而不是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上”。 　    本报记者1月29日致电负责高通反垄断案的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调查二处，未获得进一步的消息。    就高通本身而言，这是一场输不起的官司，除可能面临10亿美元的罚款外，真正的风险是发改委可能会迫使高通降低手机专利费用。据外媒报道，当高通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时采取了一种异常的策略：为自己抗辩。英国媒体1月25日援引一位北京律师的话说：“多数企业只希望缴罚款了事，然后继续前行，但高通为何要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    周照峰认为，这起反垄断案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它有可能改变手机专利制度的格局。让高通不安的还有，就在此时产品旗舰SOC810出现发热问题，拖延了高通向低端产品的进攻，而作为移动芯片后起之秀的台湾联发科技（MediaTek）却趁机鸠占鹊巢。    “前面是岌岌可危的中国大单，后面是台湾厂商穷追猛赶，压力可想而知。”周照峰说。飘摇的中国业务    据记者了解，过去一年，高通公司董事长保罗·雅各布斯和他的整个高管团队频繁奔波于中美之间，寻求解决之道。高通这家全球芯片巨头，专利组合涵盖了从2G到3G再到4G的所有领域，而几乎所有厂商都绕不过高通的技术。    根据高通财务报告，截至2013年9月29日，高通全球总营收额达249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市场营收额达到123亿美元，占比达49%。　    去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向高通“开刀”，调查内容包括：“以整机作为计算许可费基础”、“将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捆绑许可”、“要求被许可人进行免费反许可”、“对过期专利继续收费”等。    让高通不爽的是，反垄断调查已影响到了企业业务的发展。2014年7月，高通承认，已很难获得授权收入，原因就是因为反垄断调查。高通预期，2015会计年度营收将介于268亿-288亿美元，低于分析师平均估值289.1亿美元。    从2014财年来看，高通的净利润增长已受到一定冲击，前三个财季同比或环比均出现下滑，第四季度，更是成为近两个财年里高通出现的最大环比降幅。    作为移动芯片领域的霸主，高通背后的标签总是高利润及高回报。高通预计，2014年营收增长率只有5%至11%，远低于过去几年25%左右的水平。对于相关调查产生的影响，高通公司CEO史蒂夫·莫伦科普夫表示，还将影响高通2015年的业绩。    正值高通遭到多个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加之中国市场仍未明朗，高通于去年不得不采取全球裁员举措，而高通中国总部则从国贸附近的嘉里中心搬走。“发改委对高通的罚款幅度可能是其前一年收入的1%-10%，并迫使高通修改商业模式，这些让高通进退维谷。”魏世廪表示，但这些不足以说明高通就要撤离中国，“高通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商业模式或被否    为维护其长达30年的商业模式，高通的整个高管团队去年不得不频繁奔波于中美之间，主动拜见发改委。     在2014年9月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保罗·雅各布斯高调出席了3场互联网经济讨论。随后，高通总裁德里克·阿伯利赶至发改委。此前一天，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透露，高通案将进入处罚程序。　    而在整个2014年，高通全球首席执行长史蒂夫·莫伦科普夫三度来华交换意见；高通全球CEO率领七八个副总裁5次到发改委接受询问；高通甚至还动用了包括美国财长、美国商务部长等美国高层官员游说，并拜见了副总理兼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任汪洋等高层。    毋庸置疑，高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由来已久。北京一家手机厂商对记者说，2007年《反垄断法》刚通过，便有很多中外厂商指责高通，在日本、欧州和韩国等高通也分别接受过调查。　    “中国反垄断当局对高通的调查，触及了高通的核心商业模式。”周照峰说。“这正是发改委与高通谈判的难点。”另一知情者在接受记者采访说，高通是一个典型的靠专利权收许可费来盈利的公司。    “对于最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很可能谈成一个相对灵活的方案。”多位知晓高通案进展的律师确信，高通反垄断案判罚一经宣布，便会迅速传递至其他国家。“中国的反垄断迎合了其他国家的口味。”接近发改委的人士说，中国4G市场的蛋糕足够诱人，高通深度参与了标准的制定，并拥有了不少专利，让高通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