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广场—思想者的“聚变”

延续2012年搭建的“思想·广场"模式，今年三联生活周刊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了第二届文化节。第届两天密集的联生活动，如果仅简单用庞杂多元的活周“思想拼盘”来概括，或许难以尽述这次文化节的刊思内在有机性。21场讲演、想广想对谈、场思三人谈，聚变两场音乐演出，第届一场戏剧排演，联生一场舞蹈演出，活周一场建筑装置演示，刊思主办方将来自史学、想广想哲学、场思文学、聚变艺术、音乐等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引入一个多人共享的广场空间中。在这样一场打破思想界限的空间里，主讲人并非以“布道者”的姿态发声，因为即便是听者也是作为思想者而来，在成为接收者的同时亦是一位传播者。

这一切互动得益于“广场”的设定，取古希腊Agora之意，让所有的参与者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自由而公开地讨论古老的智慧或流行的观念。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个集中又分割的空间里，不同学科、不同气息的思想者们在此相遇，让分散的话题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汇集、展开。主办方更愿意看到，所有的讲座，对谈的学者，以及所有的参加者，都是“与”以及“在一起”的关系。

西川把这种“思想·广场"的概念比作一个“虚拟现实”，它提供给我们的要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一种真正的最基本的新一代的、未来的一种真实，“我们在思想广场上散步，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是道德法则，一个是头上的星空。思想广场既是道德法则，也是头上的星空，我们在这里散步，既是思想、词语的散步，也是生命的散步。”

这种自由的“思想行走”，使得主办方在讲座主题的选择上，也没有过多地去屈就听众。“不要求人人都能听懂，思想要有尊严，严肃的思想并不是迎合听众，而是有能力去创造听众。一个思想家的讲述，正是要提出被掩盖的问题。”作为“思想·广场”的嘉宾，王家新今年第二次应邀参加，去年他跟格非谈文学，今年他跟多多谈策兰的诗歌，在他看来，“思想空间对真理、知识抱有一种热情。不像消费时代沉迷于物质。实质性的思想、文化、艺术、哲学、诗歌的交流是极其纯粹而有价值的。”这也是主办发的出发点，对真理的敬畏与渴求，直接带来了主题设定上的庞杂性。

比如同样都是以汉语为题，主办方却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进入方式。顾彬和欧阳江河以《受伤的汉语》为题，讨论语言在现代进程中的一系列命运流变。在欧阳江河看来，有人把汉语当做传递思想、信息交流的工具，这个看法根本上是错的。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并不仅是一种传达我们肉体生命状况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各种信息的携带者、传递者、呈现者。但语言经过现代性转型，包括革命、商业大潮、东西方融合、网络虚拟方式等的转折和渗透，呈现出了一种伤痛。而这种伤痛在顾彬看来，与德国纳粹帝国覆亡后德语所遭遇的灾难性影响类似。尽管顾彬认为谈论“受伤的汉语”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颇具争议的敏感题目，但这个中德两国母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语言工作者更需要借助重新思考写作来提高母语的水平。而西川则回顾历史，在《汉语·思想·战国诸子》的框架下，拿战国诸子作为参照，拎出现代汉语写作存在的问题。不像今天小说家诗人界限划分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战国诸子并非专业作家，他们不是为了把文章写好，而是为了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所以不存在重复性。在西川看来，“问题意识”对于思想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这种问题意识所带来的主力天下的力量感慢慢丧失了。虽然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但两场的落脚点都落在了对当今汉语的关照上。

而在谈论汉语的讲座中，总是不可避免会提及诗歌。虽然对于诗歌的探讨在文化节上通常会被归入冷门，但是思想广场的现场让王家新感到吃惊，“像策兰这样一样晦涩的诗人，讲座现场居然也来了不少人。”作为一名视翻译为一种“生命的辨认”译者，王家新与狂热的“策兰迷”多多给大家带来了一次《策兰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对话。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他在四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上讲述策兰带给自己的影响，并进而反观当代诗歌。他把策兰的诗歌被称为“最低限度的写作”，或者叫“极简的诗歌”。策兰建立了一个“场”，不只是一种人性的写作，而是强调一种陌生的、不可言说的语言的源头和终结。策兰的超人之处就是他可以言说这种“源头”，以至于多多觉得，策兰绝对是“先知系列”里面的一员，他绝不只是一个诗人，诗人是预言家、先知。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早已不是这样的角色，“诗歌是从哲学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尊严，这是学术、思想，我们的认知、知性层次无力到达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诗歌应该去的地方。”而这个就是策兰的诗歌带给当代诗歌最大的启示，诗人应当往那里走，在那个“陌生的源头”与他相遇。

    相比与前年文化节上艺术类讲座偏多，今年的历史味更浓。李孝迁和曹刚华搭档讨论一个庞大的主题——《进化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李孝迁说，就史学而论，中国传统史学一向认为把事情记录下来就是历史，但他借用一本20世纪初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书《史学原论》里的观点，认为“一定要有进化现象的东西才叫历史，没有进化的，单独的、孤立的事实不在历史的范围内。有发达，无生长，无进化的绝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虽然西方学界所提出的“社会进化图式”并不一定完全被中国学者所采纳，但它所隐含的一种观看历史的思维方式却被许多人所接受，历史应该表现出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推进，一个时代进化到另一个时代，后者优于前者，一浪推一浪。国内史学家们渐渐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通常强调把历史写得波澜起伏，表现出一种曲折感和演进感。除了广义上的史学研究法的讨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囿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探讨《新修清史以什么标准为人物立传？》，把清史传记当成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人作品的汇集，这就需要所有参与者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取得共识。

除了纵向历史维度的讲述，活动也设计横向地域边界的话题。被称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类学家之一"的王铭铭，在文化节现场讨论《边疆的形成》——什么是边疆？边疆常被理解为“接近国界的疆土”，而那些地方是演绎着很多分界、跨界、封闭与交流的辩证，常被忽视，我们经常不理解这种双重的特点，那里的人们比我们更理解我们的本性。”王铭铭借边界、边陲、边疆三个概念的定义，勾勒出人类政治生活史的大致轮廓，从而指出了历史中充满着开放与封闭的"自相矛盾"的特征。

在以观念性的讲座为主体的思想广场里，也有不少实践者的实验现场。吸引观众最多的，大概是文慧的《身体语言剧场-身体-记忆-重构》现场。主办方给了她一个很大的空间，让她自由发挥。一开始做演出、讲座、工作坊的想法都被她否定了，她借此探索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剧场空间，每个人走进来，用自己的身体来创造。你用身体交流，也是思想的交流，精神的交流。”于是诞生了这样一个用脸部、身体部位写字，用不同参与者的身体来搭建建筑的“身体广场”。文慧把身体看成记忆的博物馆，因为身体不会撒谎，用一种真实的面对面交流，去尝试唤醒身体的可能性。

    同样都是实验剧场，曹曦的戏剧工作坊也打破表演的限制，强调与观众的交流。《从餐桌到宇宙--戏剧作为现实的工具》，工作坊利用爱德华邦德的一个剧本，通过与观众和演员现场排演的方式，将戏剧的场景一侧建立在餐桌上，而另一侧建立在宇宙的边际。现场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忽略的小事，来创建一个想象和现实之间微妙的场，探讨戏剧的真真假假。“人类有意识，所以才创建了戏剧这样应对现实的工具，于是宇宙中只有人类才追求理解和理性。于是餐桌上的事件看起来也会联系到宇宙的事件。”曹曦认为，人类历史都是追求这种连贯性的过程，所以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利用想像来建设某种现实，都是为了探索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天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