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伪作也有历史传承

  近些年中国的书画市场十分活跃，但是伪作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历史最尖锐 并涉及书画家(包括家属)和投资者，传承即买卖双方利益的书画便是书画市场中伪品充斥的现象。古代的伪作大量伪作已经够鉴定家们头疼的了，现在社会上还不断地制造出新 的历史伪书假画来。几乎可以这么说，传承凡是书画某位书法家、画家，伪作只要一有点名气，历史也就是传承说他的作品有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并进入了市场，书画马上就会有伪作随之面世。伪作

　　据人民书画网记 者调查，当今越来越多的“综合型”造假的伪作，主要靠鉴定者的专业素质，包括基本功与工作程序。基于这类伪迹多是欺骗性相对较强的，工作时就不能不明察秋 毫。建议到鉴定时非但要近距离(绝对不能隔着玻璃)审视原件的笔墨与造型，甚至还要上手触摸材质表面观察有无作伪痕迹，如果能借助放大镜之类的仪器将更能 帮助我们判断。

　　书画仿作并非始于当今，古已有之。唐代张彦远所著的《法书要录》一书中就有一段说及此类事：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同时期有一个叫张翼的人，专门 学写王羲之的字体。一次王羲之拿着张翼写的字，端详良久，才发现不是自己写的，还说“小子几欲乱真!”这样哭笑不得的话。可见张翼临仿手段之高明。当然仿 作的目的不尽相同，有人是为临摹学习古人的技法，有人是为珍贵古书画留下一个副本，当然还有不少人是为了谋取利益。张彦远书中所举的例子，说明古代书画仿 作乃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

　　近些年来，克隆类型的人民书画家伪作在市面上大批量地出现，这与出版印刷、网络信息业的高度发达不无关系。在清代及清代之前的古人要造克隆类型书画的假时，因受客观条件所限，除了要将被仿制母本置于案头前近距离观看外，基本上是别无他法。因此真正是由古人造的一对一作克隆的伪作数量比现在相对要少很多。

　　书画作伪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还愈演愈烈、花样翻新呢?这里面除去有利益可以获取这样的客观因素之外，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似乎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禁忌不无关系。

　　清代龚炜在其《巢林笔谈》一书中，曾经提到有所谓“十二戒”之说，这“十二戒”属于中国民间的禁忌。即意在说明如果犯了这些戒条是“伤阴骘” 的，是正派人所不肯干的，也就是说干了这样的事是犯忌讳的。其中的第四、第九两戒，“……见人交易，而偶谈价值，意非不公也;而卖者之情，急于买者，有难 言之隐焉。其所当戒者四也。……人以无能滥竽，正于借人包荒，而或出一精察之语，使彼无可容身。其所当戒者九也”。前一条是说断人财路，后一条是说破人饭 碗，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坏了的事。龚炜认为这些禁戒是“人心风俗之厚薄系焉，亦祸福灾祥之机所由伏也”。明朝“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画史上说他“与物无 怵”(清·姜绍书《无声诗史》)。便有人制作伪画，冒充他的作品。凡是有人拿了这样的赝品请沈周题字时，沈周明明看出这不是自己的手笔，但是却从来不说 穿，“欣然为书”，一点也不计较。以上这段故事一方面说明沈周为人的宽厚，另一方面未必不能说是沈周心存禁忌，不愿意说或不便说。但是写下这段故事的人则 是把它作为沈周的高尚品德加以颂扬的，丝毫没有认为其中有何不妥。

　　到这几年，在花样繁多的“综合型”造假策略中，将“绝对克隆”或“相对克隆”与“材质辅助”进行结合作伪，被诸造假者认为是一项较简便的策划与 操作，这俨然是高科技时代，设备工具介入于书画造假的产物，严格地说它不是单纯的徒手作业。举例说，图1是件数年前被投拍于南方某拍卖行里的任伯年伪作， 图2是出版于《任伯年画集》中的该画家真迹，即它是图1的母本。现在依照这俩图的画面状态作比照，凡有修练的鉴藏人基本上不费几秒钟便可得出图1采用“相 对克隆”的手法进行造假。但若是在某处单独接触图1则不见得能很快辨识出真相。从笔墨与造型的内在构成元素做审视，图1的笔线略为生硬与僵滞;墨色的渲染 无统一笔法，显然是作伪时修补重复动作，使深浅过渡失去了畅达;但此画的局部造型还算比较接近于母本的状态，可见是借助了投影仪器来帮助定位的结果。只是 由于章法变动后，让画面又失去了完整与完美感，又暴露出新的漏洞。再观图2的笔墨运用则非常酣畅淋漓，观者直觉就是一气呵成画出的，且所刻划的人物及动物 的全身与局部形象皆几近传神，章法更是达到十分理想的程度。再盯住图1的材质，我们还发现其具“材质辅助”的最明显特征——不但纸是陈年老货，而且整张纸 的上部还有人为做污渍的痕迹，还兼带有数处虫洞。这使得图1的纸面“包浆”与图2的一样厚重，这也算是这类“综合型”作伪的一个规律，即新仿的成品一般不 会比原作母本“新”，使得此类伪作总体上较像是当局名家的真迹，维怪圈子里人俗称它们为“高仿”。

　　书画作伪普遍，却很少见到有人详细将作伪者的姓名和作伪的过程用文字记录下来，将其“曝光”;当今社会中书画作伪现象又十分常见，同样也极少见 到有人指名道姓说，某某是专门伪造哪位名画家的，予以揭露。其实大家心里未必不知就里，或心有顾虑，或心存禁忌，总之不能“刺刀见红”。笔者就曾听说，有 人对台湾学者傅申所做张大千作伪画的专题研究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不够厚道。只要大多数人还存有这样的心态，书画作伪的打假，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反 过来再说了，如果书画市场没有了伪品，岂不也砸了鉴定家们的饭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