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摘要：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乡村振兴问题，依然是让农中国发展的最大不平衡，迫切需要寻求新的钱袋契机。自十九大以来，鼓起“乡村振兴”一词炙手可热。乡村振兴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农全面推进乡村复兴。钱袋

■杨仕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钱袋改革始于农村，有力改变了农村面貌。鼓起小岗村、乡村振兴大寨村等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让农名字。

但是钱袋，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如此幸运。90年代，农村改革停滞，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差距扩大。

自2004年开始，连续十多年的中央一号文都在关注“三农”，尽管农民负担大幅减轻，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大幅增加,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农村相对落后的状况并未改观。

独立的经济研究咨询机构FOST撰写的《乡村振兴战略展望》称，尽管十多年来，对农业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但是农村改革并没有新的突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户改、土改等农村改革进展缓慢。

最近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迂回增加，2018年上半年为2.77倍，2017年为2.71倍，2016 年为2.72 倍。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不平衡，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契机。自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一词炙手可热。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复兴。

此前，2017年12月底，中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亿万农民描绘了一幅美丽乡村的现代图景；2018年的中央1号文件的主题当然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原则、目标、主要任务和规划保障等清晰明了，为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备足了政策依据。

“没有乡村的崛起，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崛起。”原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官员、现FOST首席分析师冯建林博士称，乡村要振兴，须开好局、起好步。

火了的名村经济

中国农村的改革源于小村庄。

20多年前，天津有个大邱庄村，走农村改革发展之路，走在了全国前面。当年,大邱庄村被誉为天下第一庄。

1977年，禹作敏带领大邱庄老百姓，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大邱庄村从昔日的“讨饭村”蜕变为“首富村”，中国还有不少。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感受着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就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此时郭凤莲并不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村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寨村和小岗村，有着相似的一穷二白。

山西的大寨村，地处太行山麓，山大沟深，自然环境恶劣，但大寨人敢于战天斗地，治山治水，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2007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600倍。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红色样板”，随后陷入低谷长达十余年之久。最近5年以来，大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集体经济达到了2.6亿元，村民安居乐业、有房有车，人均年收入2.3万元。

地处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历史上就是一个四海皆知的贫困村。近年来，小岗村重振改革“大包干”的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实现了从传统耕作向现代农业的多点突破，葡萄园、养殖场、蘑菇种植大棚等土地集中经营，一应俱全，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对比可看出，改革开放前的大寨村是贫穷的、小岗村也是贫穷的，只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才让广大农村焕发出无穷的活力。

但小岗村、大寨村远不及华西村的富裕。

华西村是中国农村40年改革发展从田头耕种走向城市的写照。

1988年，华西村成为江苏省首个亿元村。至1991年底，华西村已创办大小企业20多家，年产值5亿元。1999年“中国农村第一股”华西村股票上市，同年销售收入突破35亿元之巨。35年来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使华西村当仁不让成为全国的首富村。

准确地说，而今的华西村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了。2017年，华西村实现营业收入近500亿元，华西村掌门吴协恩却一如既往地本色与简朴，有着超前的危机意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思考与寻找华西村发展的最新机遇。

“思路清，才有出路。”言及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时吴协恩说，过去名村经济的兴衰成败，不管是一个村子也好，还是一个企业也罢，相同的是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赋权于民

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一直都行进在希望的田野上。

从80年代起，中国开始土地制度的改革，并选在深圳、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试点。到1991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市、区，1400多个县（市）的一万多个乡镇实行了宅基地有偿使用。农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形式流转试点，先期的实验早在浙江、成都、重庆等地试行，土地“竞拍”日渐盛行。

土地所有权中，人们只能在相当的范围以内去使用土地、处分土地。最近几年，土地改革的最大突破就是，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从30年延长到70年。

当前，土改以“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民利益”为两大基本目标，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权于民。

“乡村振兴，就是如何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韩俊说，这几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这些都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忽视长期存在的“大国小农”生产。

“小农户怎么才能富起来？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中国长期需要面对的现实。”韩俊说，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是乡村振兴解决如何富起来的重大政策蓝本。

在韩俊看来，既要把握发展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也要认清小规模农业经营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

实践中，各地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依托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有效形式，在不打破家庭经营格局的情况下，实行统种统收，以服务规模化弥补经营细碎化的不足，实现了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进而实现了提质增效。

赋权于民，谋划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格局。冯建林也认为，最大看点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确立新的农村产权制度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鼓励人、资金和技术下乡。

“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亿万普通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要加快推广。”韩俊说，但关键是，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上，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为什么不叫农村振兴？韩俊回应称，农村更突出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是农民安居乐业之地，而乡村振兴更突出地域概念，不光是农业，不能只搞农业，也可以是城里人下乡创业之所。

“乡村振兴的最大看点，就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冯建林说，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当然是人。

“过去数年间，政策的导向是鼓励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而今这种单向的政策安排，显然有违城乡融合发展的要义。因此，今后要赋予城镇劳动力自由流向农村的权利，并最终实现城乡均等化。”冯建林说。

今年中央具体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加大“三农”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比如今年上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多年来首次下调，三大主粮价格机制改革全面展开；加快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央试点县增加至1000个，预计2019年年底前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的家底将全都摸清。

“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道路，就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采取超常规振兴措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韩长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详细解读。他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有丰富内涵和明确要求，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文化的振兴、教育的振兴、科技的振兴、社会的振兴。

“要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制度设计、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韩长赋说，与开启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战略安排是相吻合的，乡村振兴战略至少要实施到 2035 年。

近几年，中央一直在思考农村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下一步将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相应地，需要就农村问题作出新的部署。总之，乡村振兴战略，是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相对应的新战略，并载入了党章，从而确立了今后统领“三农”工作的核心战略地位。

每一次蜕变，都是一种新生。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