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聚焦“十四五”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能力是加快技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既要善于运用产业发展成果夯实产业链安全的关键攻关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优化与稳定运行的核心安全环境。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增强自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产业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链供“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应链补齐短板、可控锻造长板，加快技术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关键攻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核心更高附加值、增强自主更安全可靠的产业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链供

　　当前，应链我国正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应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努力构筑“安全可靠有韧性、动态平衡有活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

　　新发展格局下，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迫在眉睫

　　我国依靠庞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创新模式、要素低成本供给等比较优势，工业化进程加快，但产业基础能力发展相对欠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仍然存在体制障碍，亟须进行产业基础再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级化迈进。

　　一方面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产业基础能力建设不足。工业基础中，我国核心零部件、材料、工艺的产业基础能力不能适应产业发展和需求侧变化的问题已成为突出矛盾。数字化基础技术体系薄弱，自动控制与感知、核心软硬件、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基础科学存在短板、底层基础能力不足。同时，未来工科教育需要向精深发展，要进一步完善高端工程科技领军人才的稳定支持机制，以解决我国工业“四基”人才长期匮乏的难题。

　　另一方面，对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有待加强，从“科技”到“产业”的创新内循环机制不畅。我国对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力与主导权较弱，产业链“断点”“堵点”较多，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技术。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及产业化协同创新链有待进一步畅通。国内市场对于创新内循环的牵引作用有限，国内企业仍然存在引进国外技术和部件、配套组装或整机采购的路径惯性。例如，我国在金融、制造、能源等领域仍采用国际领先企业的计算软硬件产品，对于国产产品的容错机制欠缺，导致国内计算产品因缺乏在产业应用中试错提升的机会，竞争力更弱。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等）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不容忽视。

　　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统筹，强化产业基础的支撑与关键领域应用的牵引作用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能力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既要善于运用产业发展成果夯实产业链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优化与稳定运行的安全环境。需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到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全环节，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等关键环节的安全可控。应强化在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能力，加强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形成体现国家战略、区域优势以及全球影响力的产业技术创新高地。

　　实施产业强基工程，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在高端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应高度重视我国产业发展中的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前瞻技术、战略性技术研究。例如，在智能制造领域，加强高端工业机器人国产化、高档数控机床开发与示范应用、工业基础软件自主能力提升。应打造一批新型高技术服务平台，以北京、上海、深圳等高水平科创中心，以及雄安等政策特区作为试点，与龙头企业、高校及国有科研机构合作，联合设立着眼于未来15年前沿技术创新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在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基础软件、智能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应培育一批国家级研发创新服务示范平台。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从源头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我们要建立在某一领域持续耕耘的毅力与决心，特别是要对其进行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持。加强建设国际一流高质量教育体系，进一步依托“新工科”教育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推动全社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育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系统梳理我国供应链的高风险区间进行重点布局。依据技术门槛高低与国产化情况，对于我国重点产业链风险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特别对于技术门槛高、我国短期内难以实现国产替代的“卡脖子”关键领域进行长期攻坚，并与国际领先供应商建立密切合作，多路径推动技术突破。在产业链的上游打造一批掌握关键技术、独有设计和商业秘密的“隐形冠军”。形成必要产业备份系统，特别是在重要产品和供应链渠道都至少要有一个替代性来源，确保在外部突发性冲击下能够实现自我循环，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经济运转。同时，应以锻造颠覆性、非对称的“杀手锏”技术作为我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突破口，前瞻布局人工智能、光电子集成与量子信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等领域未来核心关键技术，在“长板”领域夯实与全球产业链上下游的相互依存关系。

　　培育全面布局、自主可控、合理分工的高端核心产业集群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基地。围绕高端核心器件、新型光子材料、制备工艺和基础软件推动产业发展，应从追求单点突破、单项技术指标国际领先的模式，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驱动和牵引的、多项单点技术集成的系统化发展模式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布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产业基地。同时还应根据各重大战略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创新资源优势，统筹区域关键产业分工与基地布局，引领区域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培育与发展。

　　在更高起点和更大空间上，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与竞争新优势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供给和需求均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需求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拉动作用亟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难以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实现我国整体产业水平的高级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国际化，在新发展阶段，思考在更高起点和更大空间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发展与竞争新优势。

　　一方面，我国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快速响应并提供适配的高端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亟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对于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支撑作用有限。特别是随着消费结构向中高端、服务化、定制化转型，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产业规制监管不到位等原因，产业链各环节的供给能力与消费结构升级的矛盾突出。同时，我国消费需求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拉动作用尚未发挥。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尚不足58%，低于78%的世界平均水平。在产业链要素分配中，劳动要素收入分配占比较低，资本要素收入分配占比相对较高，结构不均衡，消费增长动力不足。

　　因此，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本土供应链的层级，使其满足本土不断提升的产业需求，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以行业应用需求牵引科技突破，在金融、政务、电力、航空等紧系安全需求的主导场景，建立创新容错和风险共担机制，加大对自主研发的、安全可靠的产品的研发与商用力度。鼓励保险机构创新发展科技保险，在战略性领域完善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和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激发“新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疫情对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运输服务等供给与需求造成破坏性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国内外向型企业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全球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加强，全球供应链向地区供应链转变，全球产业布局面临深刻重构。以往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生产环节，正呈现纵向产业链条向单一企业收缩，横向分工区域化聚集的趋势。

　　面对复杂的国际格局变化，需要充分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关键作用，形成面向全球“以我为主”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依托国际产业合作园区等模式，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铁、能源、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高端装备、5G等新基建领域的合作。鼓励国内领军企业组团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产业园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跨国投资、并购和重组。加强开放合作，注重与国外供应商在组织上构建战略协同，在市场上加强利益融合，在技术上强化国内国际合作研发，提高供应链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建立既嵌入全球价值链，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核心技术环节和价值增值环节进行一定的控制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态。

　　（余江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越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