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谈提速降费后的运营商困境：需杜绝低价恶性竞争

近几年，全国5G的政协争身影随处可见，刚结束不久的谈提北京冬奥会更是实现了第一次5G的大规模商用——离三大运营商获得5G牌照才过去不到三年。不过，速降对于更多人来说，费后5G只体现在网速快了一点而已，营商在更多领域的困境应用似乎只是“看得见，摸不着”。需杜性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绝低价恶针对5G应用和通信行业的全国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争云南联通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张云勇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谈提很多人即使换了5G手机、速降开通了5G套餐，费后获得感也并不强，营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终端支持能力不足。他建议，未来应将5G消息、5G增强通话作为手机入网必选。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联通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张云勇

谈5G：终端支持能力不足，建议5G消息作为入网必选

南都：根据工信部的最新数据，目前5G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地市一级和所有县城城区，以及87%的乡镇镇区，5G手机终端连接数也达到5.2亿户。据你观察，5G在个人市场上处于什么阶段？

张云勇：这几年我国的三大运营商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靠前的大运营商，我国的5G基站数量也遥遥领先。但是，很多老百姓觉得拿了5G手机、开通了5G套餐，体验和获得感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强，像VR（虚拟现实）、8K的受众群体实际上是非常窄的。

在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面前，5G个人市场发展保持活跃但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与行业应用相比，公众应用的品类明显不足。目前量化5G个人市场发展主要依赖5G手机数量这一单一指标，在使用方式和总体体验上和4G没有明显差别。这也导致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5G公众应用前景有限，当前公众对于5G应用的获得感严重不足。

南都：你建议如何解决5G在个人市场上应用不足的问题？

张云勇：我认为终端支持能力不足是影响5G公众应用尚未广泛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1年“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在5G消息专题赛400个参赛项目中，可实际用于展示全网5G消息的终端款型仅有3款，甚至在制定通信行业标准时，一些终端厂商明确反对支持5G消息。

结合冬奥这次机会，我们做了很多5G消息的尝试。最早用户在手机上安装浏览器访问外部资讯，后来有了客户端，现在还有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但这些都需要安装程序。5G消息可以手机出厂自带，不用安装任何程序就能享受聊天、订票、发送文件等与App类似的交互。

我建议，将5G消息、5G增强通话、5G网络切片等使用纳入到5G个人应用衡量体系，在公众应用中充分部署5G应用安全能力，将上述功能作为手机入网必选。升级5G消息和5G增强通话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提高了诈骗和骚扰电话与短信的门槛。另外还要向5G公众应用分配更多相关资源，比如为5G消息、5G增强通话匹配专属号码，鼓励电信运营商在产品设计、定价等方面设计用户和行业生态相匹配的产品形态、应用资费和商业模式。

南都：你刚才提到5G消息和5G增强通话技术会提高诈骗和骚扰电话的门槛。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云勇：现在很多诈骗都是基于互联网来通信。互联网的优势是更加开放，比如微信、支付宝；而传统短信是封闭的，这是它的劣势，但优势在于非常不容易被入侵。从技术上讲，互联网是开放的架构，3G是半开放的架构，传统短信实际上是不开放的一个架构。

架构越开放，信息窃取就越容易，诈骗也越容易对吧？用户安全就好比是一个花园，开放就可能会有安全问题。那么所有的通讯相关企业就筑成了花园的围墙，来保护用户的通信安全。5G消息在传统短信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功能，既能提供便捷的服务又不容易导致用户被骗。

谈资费：低价恶性竞争严重，需开辟新蓝海

南都：过去几年，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成效显著。但你在今年的提案中也提到，局部地区出现了低价恶性竞争的情况。可以展开说说吗？

张云勇：过去五年，我国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和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95%，提速降费累计让利超过7000亿元，目前资费水平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人民群众基础通信服务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转至更高品质的信息通信服务上了。

即使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行业在局部地区还是存在低价恶性竞争，巨额投入的网络资源被大量的“地板价”低值贱卖，5G流量红利刚刚两年就已经快速腰斩，政企创新业务刚刚看到蓝海就立即变成红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让人触目惊心。

最近我在多个地方调研，看到有些数据确实让人痛心。以天津为例，“十三五”初期，天津电信全行业收入155亿元，期间三家企业激烈价格竞争，到“十三五”末期，全行业收入只剩下144亿元，国际跨境专线价格与国内跨域专线价格倒挂——广州到香港的专线价格竟然比广州到深圳的还要低。

更为严重的是，行业的价格恶性竞争已经蔓延到产业链，通信设备商市场唯价格集采、过度竞争的情况屡屡发生，通信产业供应链整体生态恶化，设备质量在低价情况下难以保障，很多厂家处于“不投标不行、低于成本投标更难”的两难局面。产业链在低价中标勉强维系生存的情况下，很难再投入必要的资源进行研发创新，严重影响到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南都：你认为怎样才能解决上面这些问题？

张云勇：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坚决避免恶性竞争，加快推动“样板间”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房”，共同做厚5G应用价值。二是坚决落实共建共享，统筹用好 5G频率这一个国家频率、国家资源，统筹全要素资源配置，形成国家全局利益最大化。三是加大科技创新，强化数字化转型优秀管理人才培养，加快灵魂式领军人才引进和使用，加速形成核心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与各方携手开展更为深入的协同创新。

5G高质量、可持续、健康良性发展，除了公众的5G业务之外，我们还要更多地让通信央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积极参与到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新基建建设之中，开辟新的蓝海战场。

南都：我们注意到互联网企业也在积极参与新基建。相比互联网企业，运营商的优势在哪？

张云勇：现在有种情况，就是有些行业不愿意跟通信央企合作，而是寻求互联网企业合作。目前我们几家运营商在整个中国市场的市场占比也就不到30%。

这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积极转型，相关的人才储备也不够。但经过五六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按照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包括成立了新的组织架构等等。总的来说，就是他们有的我们都借鉴了，他们没有的我们也在加强了。

再加上运营商毕竟是“国家队”，在数据、安全可信、基础设施上具备天然的优势，不必担心出现互联网公司的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情况，天然地可以承接一些智慧城市建设等蓝海业务。我预计，三到五年内，三家运营商在蓝海市场中的占比就会从现在的“一小半”增加到“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