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云高：焚烧发电是面对垃圾处理“多、急、难”问题的响应机制

摘要：从2016年4月-2017年5月，郭云高焚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9起反对垃圾焚烧发电的电面对垃的响事件，反对强度明显增加。圾处急难为什么政策调控越多，理多反对的问题声音越大？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筹）秘书长郭云高。应机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2016年11月，住建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应机意见》（下称《意见》）。2017年4月，郭云高焚环保部提出在今年10月1日前所有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要完成“装、电面对垃的响树、圾处急难联”工作。随后，许多城市也公开宣称“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与此同时，从2016年4月-2017年5月，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9起反对垃圾焚烧发电的事件，反对强度明显增加。

为什么政策调控越多，反对的声音越大？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筹）秘书长郭云高。

华夏时报：从拉走、填埋到焚烧，垃圾处理逐步走到焚烧发电的原因是什么？

郭云高：比较优势和现代文明是支撑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具体来讲，工业化生产是垃圾“多”的根源，城镇化是垃圾问题“急”之所在，重化工则是垃圾处理“难”的原因。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导致的废弃物“多”和重化工导致的废弃物处理“难”，最终通过城镇化聚集后必然形成垃圾处理“急”的局面。

因此，面对“多、急、难”的垃圾问题，焚烧处理虽然还不尽完美，但也的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垃圾处理是面对“多、急、难”问题的一种应急措施或响应机制，而垃圾焚烧发电则是所有应急响应机制中的一种择优选择。

垃圾处理因垃圾而生，处理手段因产生方式而变。从拉走、填埋、卫生填埋到焚烧，包括今后还有可能出现的其他手段，都是因为垃圾的产生方式及规模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处理手段。

早期，我国城市规模不大，人口集聚度不高，生活垃圾成分基本上都是天然物质，处理方式也只是简单地从人口集聚区拉到偏远地区即可；现在，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健康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传统的卫生填埋由于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以及后续可监测到的巨大危害性，显得难以为继；垃圾焚烧发电则因为减量化优势巨大，无害化优势明显，且兼具资源化功能而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世界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

华夏时报：不选择焚烧发电，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郭云高：反对并阻止焚烧发电并不难，但垃圾处理的难题并不会因焚烧的停滞而得到缓解，反而会更加棘手。

这些年，反烧领袖们在反复指出焚烧危害的同时，始终没有一个更可行的处理办法，结果是焚烧下马，垃圾无处可去。去年发生的苏州太湖垃圾倾倒事件，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意见》的出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和山东省相继明确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从加强监管的角度也隐性地表达了支持焚烧处理垃圾的态度。环保部要求所有垃圾焚烧发电厂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前完成“装、树、联”工作，更是把垃圾焚烧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成为全社会反对违规焚烧的有力武器。

可以预见，“十三五”时期将是垃圾焚烧发电产业迎来大发展的时期，这离不开垃圾焚烧产业人的不懈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坚持理性反对违规焚烧的媒体和公众，他们是推动垃圾焚烧产业健康发展的外部力量。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