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如何更好落地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如何更好落地

　　◆ 可以发布未报告被追责典型案例

　　◆ 检察纪监配合追责不履行义务者

　　◆ 建联系人机制开辟便于报告途径

　　◆ 做好保密工作打消义务主体顾虑

　　□ 本报记者 张昊 赵婕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委、侵害强制教育部、未成公安部等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年人意见(试行)》，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下简称强制报告制度)，报告被视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的制度关键举措。

　　强制报告制度自5月29日建立至今已半年有余，何更好落落地情况如何？侵害强制通过强制报告制度使“隐秘的线索”浮现出来还需做哪些工作？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近一线医疗工作者以及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未成法律界人士，了解这项制度的年人相关情况。

　　知晓率尚有待提高

　　儿科医生作为强制报告的报告义务主体之一，是制度否已经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的强制报告制度？医院有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程？

　　“您了解强制报告义务吗？”记者问北京市大兴区一家综合医院的儿科门诊医生。这名医生称，何更好落如果问诊时发现孩子身上有外伤并且怀疑是侵害强制由家暴造成的，就会向院里报告，未成“如何进一步处理是年人不是该由医院决定？”这名医生有些疑惑地说。

　　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后，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检察官杨柳青办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由一线医疗工作者提供的线索。

　　那是一条北京检察人员转发的皮肤科博士陈某某的微博。博文显示，一名长年在外打工的妈妈回家后发现7岁女儿的外阴部有病变症状，经医生诊断为性病。女孩说，自己好几次被他人脱下内裤。杨柳青了解到，疑遭性侵女童是贵州省正安县人。

　　博主所在的医院就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杨柳青当即给博主留言，表明检察官身份，附上证件照片和联系方式，告知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相关规定。未收到回复，杨柳青联系了博主所在的医院。

　　案件涉及重庆、贵州两地，经过两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协作办理，很快以涉嫌强奸罪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子殷认为，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对需要报告的情形、“双报告”制度、不报告的后果等都有涉及，操作性更强。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宣传力度不足，教师、医护人员等基层工作者的知晓率尚未达到100%。

　　2014年，郑子殷筹办了君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服务中心。今年，服务中心开通儿童保护热线。

　　强制报告制度出台不久，郑子殷接到一通来自教育部门的电话，对方表达了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顾虑，“我们接到学校报告有学生疑似被家长性侵，如果报警之后发现搞错了怎么办？”

　　“学校不是法律专业部门，罪与非罪、此罪还是彼罪应交由公安机关判断。强制报告制度之所以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行政主管机关报告的‘双报告’制度，正是这个原因。”郑子殷说。

　　郑子殷的回复打消了对方的顾虑。经过教育部门同意，郑子殷当天将线索转给检察机关。随后，公安机关介入，当天晚上询问了被害人，第二天就抓获实施性侵的犯罪嫌疑人。

　　“这起案件中相关部门配合协作效率非常高。”郑子殷说。不过，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以来，君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并没有增多。郑子殷办理其他案件时也发现，存在有关单位未向公安机关报告的情形。

　　郑子殷和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昆泼都认为，发布相关部门因未报告而被追责的典型案例，或可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收集固定证据困难

　　落地查办来自网络的案件线索，通常需要多地检察、公安机关协作。记者调查发现，算法驱动的软件推送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结果，同一软件因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喜好显示内容不同。

　　记者在抖音平台随机浏览涉及未成年人的视频时发现，大多是有趣、有爱的内容。但当记者转而关注大量单亲家庭、伤害、苦难为主的视频后，系统自动推送的视频发生很大变化。

　　一名来自云南的母亲发布视频称，她打工回来发现女儿被爷爷、奶奶打得脸上淤青、左眼失明；多个离异外卖骑手发布带着幼小的孩子送外卖的视频，孩子或蹲在电动车脚踏板上，或坐在后座上，并没有佩戴头盔。

　　这类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相关的内容在其他平台上也有出现。记者在动漫较多的哔哩哔哩平台上看到，仍然有“儿童邪典”动画片上架。

　　而在小红书平台，记者输入关键词“打孩子”，则看到一名来自浙江温州的妈妈发布的帖文，称其两岁的女儿把玩具扔到恒温壶，本想把女儿的手放进壶里吓唬一下，没想到真的烫到了。她发布的一张图片上显示，孩子的4根手指都肿了。

　　专攻互联网领域案件的欧阳昆泼说，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存在作案方式隐蔽、被害人分布较广等特点，导致办案机关收集固定证据困难。

　　“从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多个涉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件中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判断力有限，在充斥着各种信息的网络中更容易被诱惑、误导、侵害。”欧阳昆泼说，现在的强制报告制度并未针对网络的特殊性约束相关主体，未来可以考虑扩大到平台运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主体。

　　然而，在办理涉及互联网的未成年人案件时，欧阳昆泼注意到，各地结合现代技术开拓创新出更为便利、快捷的报告、举报途径，促进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到位。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在支付宝App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江苏省无锡市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微信小程序+未检”工作模式，开发“随手拍”小程序，拓展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来源；重庆上线全国首个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App。

　　落地需进一步细化

　　如何使强制报告义务更好落地，是法律实务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检察机关可以与纪检监察机关互相配合，追责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部门。”郑子殷说。

　　“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在郑子殷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惯性思维将随着强制报告义务的落实而改变，有关部门应根据新规定进行调整，将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作为依法管理的重要考核指标。

　　“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行，重在唤起医生、教师及群众内心的责任感。”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第二届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研究员、北京法慈律师事务所律师牛彩红说。

　　牛彩红和欧阳昆泼均认为，各地相关部门应根据强制报告制度制定更加详细、具体、可操作性的办法，例如建立联系人机制，开拓创新便于报告的途径。此外，还应做好保密工作，打消义务主体的顾虑。

　　本版制图/高岳